我们需要试管婴儿

       在中国，“无后为大”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一些女性患者因为不孕，在家庭中地位很低，有的甚至四处举债来做试管婴儿。这使得辅助生殖技术又多了特殊的含义。目前在我国2.3亿育龄夫妇中，存在生育问题的夫妇正以每年40万对的速度急剧增加。

　　“绝处逢生”

　　再有一个月左右，一位原本无望做母亲的人就要分娩了，此时她正感觉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日子越来越近——腹中的胎儿不时地对她“拳打脚踢”。这位准母亲告诉记者，这次怀孕是个非常意外的惊喜，他们全家盼望有个孩子已经很久了。

　　专家介绍说，这得益于一种叫做“未成熟卵体外成熟技术（简称ＩＶＭ技术）”的辅助生殖技术。

　　在不孕症患者中，大约有１０％的患者是因为不能排出成熟的卵细胞（即卵子）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的成熟卵泡直径约２０毫米，至少不小于１８毫米，而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，卵细胞发育出现障碍，卵泡长到６—７毫米就不再长大了。这种不成熟的卵细胞是不能受精、发育成胚胎的。患者长期不排卵，但卵巢里却堆积着许多长不大的小卵泡，药物治疗也收效甚微。现在把这种卵细胞从她们体内取出，在体外营造一个使其能够顺利长大的环境，等卵细胞成熟后，就把父方的精子送进去，使它们成功结合，发育成健康的胚胎，再送回到母体的子宫孕育。这样，这10％的患者就有了做母亲的机会。

　　在1999年前，国际上通过ＩＶＭ技术治疗不育、获得妊娠的报告几乎是没有的，目前也只有加拿大、韩国、日本、丹麦等国为数不多的生殖中心可以为病人提供该技术治疗，成功降生的总共也只有大约200例。这一技术在我国的迅速跟进，可以看成是中国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的一个侧影。

　　“无后为大”

　　只要在不孕不育症门诊呆上一会儿，就不难体察中国人“求子心切”的心情。“有80％的不孕症患者是流着眼泪来到这里的。治疗有效的高兴得流泪，治疗无效的着急得流泪。”刘嘉茵说。几乎每天，她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忙碌着。

　　在中国，“无后为大”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一些女性患者因为不孕，在家庭中地位很低，有的甚至四处举债来做试管婴儿。这使得辅助生殖技术又多了特殊的含义。说起来不孕症不像癌症那么可怕，但它的伤害性却非同寻常，它不仅造成个人痛苦，而且常常波及夫妇感情、家庭稳定，使一些问题从医学领域延伸到社会范围。

　　近年的专业性统计表明，在育龄期夫妇中约有１０％—１５％对夫妇存在不育，由于男性因素造成的不育占３０％，女性因素占６０％，**双方因素为１０％。随着环境污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不孕不育的比例还可能继续升高。有报道说，目前在我国２·３亿育龄夫妇中，存在生育问题的夫妇正以每年４０万对的速度增加。因此，辅助生殖技术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应该不断发展。

　　并非万能

　　技术的进步仅仅是一个前提，如何恰当地应用这些技术才是关键。刘嘉茵认为，作为治疗不孕症的手段，任何一种试管婴儿技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，要经过仔细检查，确定是否需要做以及怎样做。这是专业医生必须坚持的原则。

　　她说，有些不孕症患者往往不计一切后果，张口就央求做试管婴儿。对医生来说，面临的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。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到每个就医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，包括法律、、健康、经济诸方面，它的应用比技术本身要复杂得多。医生除了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，还有责任为患者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方案，即最接近自然孕育、最少人为干预、最少法律和纠纷、最经济的方案。

　　另外，医生有责任告诉就医者，生育是人类繁衍的自然生理过程，除非特别困难的病人，一般情况下都应该追求自然孕育。辅助生殖技术毕竟是非自然的、外在干预性的、有创伤的、不得已而为之的，它仅是为了帮助病人解决病痛，因此不论再有多少的试管婴儿技术被发明，也只应该作为一种弥补性的生育措施，决不可以冲击自然生育。患者也应该了解，不孕症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，在不孕症的人群中，只有３％—５％的人需要做试管婴儿。再者，试管婴儿技术也不是治疗不孕症的惟一手段。